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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集、传记资料汇总

发布日期:2020-06-28 19:5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——摘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《政治经济学(教科书)》的谈线期)

  ——在《后汉书》,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(见《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31页)

  颜师古注《前汉书》(引者按:即班固的《汉书》),李贤注《后汉书》,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,就是尽量使你了解,而且反反复复。特别是颤师古,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,下一篇没有隔好远,他又重复,然后又重复,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。

 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,确然无疑。裴松之注三国,有极大的好处,有些近于李贤,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,使读者感到爱看。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其此之谓欤?譬如积薪,后来居上。章太炎说,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,英豪巨眼,不其然乎?

  ──读《后汉书》卷一《光武帝纪》的批语(见《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29—130页)

  《二十四史》中的各朝史,于1000多年间逐步成书,且注家纷呈,虽休例大致相同,但作者个人的历史环境、个性素养、史识史笔却各不相同。这样,各书在史料的准确程度,史识的深刻程度,以及史笔的叙述风格上,自然参差不齐。读《二十四史》,不光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,也注意史家的叙述,从而给以史学上的评论。前面引述的几段话,便涉及到: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东汉班固的《汉书》及唐朝颜师古的《汉书注》,南朝宋代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及唐朝李贤等的《后汉书注》,西晋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及南朝宋代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,唐代李延寿的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,后晋刘的等的《旧唐书》,宋代欧阳修等的《书》等。这几部史书,是读得较多的。

  此外,还谈到刘攽,他是北宋时的史学家,曾协助司马光同修《资治通鉴》,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。可能是读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时,参照着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,且刘攽也对《后汉书》作了按语,后附入《后汉书》中,故有所比较,而称道刘攽。

  称赞李贤注《后汉书》、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,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,这二人编撰、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,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。颜师古是训诂学家,他注《汉书》,偏于考订文字,多所证明。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,更喜欢前者。

  《三国志》为西晋陈寿著。东晋以后,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。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,以此注释《三国志》,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。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,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。陈寿《三国志》原文20万字左右,而裴注则达55万字之多,引用魏晋人著作,有200多种,这些书现多佚失,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,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,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。具体说来,裴松之概括自己注《三国志》的原则是:“寿其所不载,事宜存录者,则罔不毕收,以补其阙;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,或出事本异,疑不能判,皆并抄纳,以备异闻;若乃纰缪显然,言不附理,则随违纠正,以惩其妄;其时事当否,及寿之小失,颇以愚意有所论辩。”简言之,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、备异、矫妄、论辩四类。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《三国志》后,曾称赞说:“裴世期(裴松之字世期)为不朽矣!”的评价也是中肯的:“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,使读者感到爱看。”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《三国志》,称他有“英豪巨眼”。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共鸣。

  卢弼撰《三国志集解》卷一《魏书》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:西汉末年,刘秀与铜马军交战,铜马军数次挑战,刘秀坚营自守,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,便击取之。月余,铜马军粮尽遁逃,终至大败。明末官军与“流贼”相持者,皆不知刘秀之谋,一意督促出战,反遭失败。批道:“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”。

  卢弼撰《三国志集解》卷五十四,《吴书·吕蒙传》,叙利、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,“蒙对曰:今操远在河北,新破诸袁,抚集幽、冀,未暇东顾,徐土守乓,闻不足言,往自可克。然地势陆通,骁骑所骋。至尊今日得徐州,操后旬必来争,虽以七八万人守之,犹当怀忧”。批注道:“《魏志》此时操在汉中,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,闻襄阳围急,东归到洛阳即死,非在居巢也。”

  《三国志集解》卷五十八《吴书·陆逊传》记叙,刘备率兵攻吴,败于彝陵。孙权手下战将徐盛、潘璋等上表说,若再次进攻,必可生擒刘备。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,陆逊认为,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,“外托助国讨备,内实有奸心”,故应退兵返回。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:大胜之后将骄,溯流仰攻本就很难,且刘备老于兵谋,得蜀已固,吴国若进军往西,又主客异势,必然是难以取胜,很可能前功尽弃。认为:“何评有理”。

  在《书》的《窦参传》,《吴通玄传》两篇内,分别批注道:“此篇写得不错”,“这一篇写得好”。

  薛居正等撰《旧五代史》卷七《太祖本纪》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,最后说,“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,号宣陵。”认为,从写法上讲,这是“不书死而书葬,盖阙文也”。

  欧阳修撰《新五代史》卷九《晋出帝本纪》载:“故余书曰,‘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’者以见其立不以止,而灭绝天性,臣其父而爵之,以欺天下也。”批注:“此等书法,不经说明谁能知之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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